“截至2015年10月1日，全国流动人口总量已达2.47亿，全国每6个人中就有1个处于‘流动’之中，作为流动人口子女的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这两个群体总数约1亿人。”今年3月发布的《中国流动儿童教育发展报告（2016）》称，“截止到2014年底，城市义务教育阶段流动儿童在公办学校就读比例为79.5%，仍有超过200万的流动儿童未能进入城市公办学校，只能在民办学校或者条件简陋的打工子弟学校就读。”

       如此数量巨大的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他们的世界是怎样的？他们的问题又该如何解决？这是留给我们的一个未解的思考题。

       劳动力迁移也许是21世纪中国最大的运动，这股浪潮从四十年前掀起就从未平息。许多人离开家乡外出打工，他们的生命历程也经历了巨大变化。生命历程理论的巨擘埃尔德（Elder）曾说，个体的生命历程具有相互依赖性，因此单独个体的生命产生变化时，也会相应影响他人的生命历程。庞大的迁移人口身后是无数个形态各异的家庭以及其中无数个尚未成年的孩子，这些孩子的命运同样被裹挟，他们的生命历程也随之天翻地覆。

       除非经济相对稳定，条件比较成熟，否则成年人外出打工，一般很少带着孩子，更多的孩子被留在了家乡。在学术上，这样的孩子被称为“留守儿童”，是指父母双方或一方流动到其他地区，而孩子留在户籍所在地并因此不能和父母双方共同生活在一起的儿童。农村留守儿童高度集中在中西部劳务输出大省，广东、江苏等东部发达省份比例也很高。

       相比之下，流动儿童似乎多出一点幸运，他们至少能和自己的父母在一起，不用面临亲子分离。“流动儿童”同样有着严格的学术定义，是指那些随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离开户籍所在地半年以上、在其他迁入地居住的儿童。这些儿童主要跟随父母集中在东部发达地区，而部分中西部地区流动儿童在当地城镇儿童中所占比例也比较突出。多数流动儿童属于长期流动，他们平均流动时间为3.74年。近年来，流动儿童逐渐呈现低龄化的趋势，越来越多的人外出打工时会将自己的孩子带在身边抚养，甚至很多儿童本身就出生在城市。

       无论是留守儿童还是流动儿童，他们的规模都随着迁移浪潮的愈演愈烈而逐年攀升。许多调查和实证研究考察了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的状况，在这些研究中，孩子们所处的境遇和所面临问题，虽然一直被不断讨论却依然深刻而复杂。

       在早期，流动儿童进入城市公立学校需要缴纳借读费、赞助费等额外费用，直到2004年9月，这些费用才被逐步取消。目前大部分义务教育阶段的适龄流动儿童都有机会在校学习，有近80%的流动儿童进入了公办学校就读。但是，不同地区之间的教育资源却非常不平衡，并且许多打工者子弟学校教育质量较差，甚至不如农村的学校。随着流动儿童的低龄化趋势，学前流动儿童增多，这些孩子却很难进入合适的幼儿园。而在义务教育阶段后，流动儿童在迁入地继续就读高中也面临许多困难，因此许多大龄孩子容易发生辍学，过早地踏上打工之路。

       流动儿童的教育还具有流动性和间断性。因为父母工作或居住地的变动，或者也因为一些打工子弟学校经常发生搬迁或撤离，这些孩子不得不经常更换就读的学校，甚至因此而发生辍学。一项研究表明，大部分的流动儿童都有转学经历，其中相当一部分儿童的转学次数在三次以上。迁移本身有可能对儿童的认知发展具有积极作用，但频繁的迁移却会阻碍儿童的社会交往和教育机会。

       相比于留守儿童，流动儿童家长的教育期望更高。但是，由于自身文化水平有限，并且主要从事时间长、强度大的工作，因此他们在子女教养上心有余而力不足。这些家长会对孩子严格要求，但他们却不能言传身教，自己的闲暇时间通常在喝酒、打麻将或看电视中度过。另外，多数流动家庭的居住条件并不好，许多住房面积狭小，甚至没有可供孩子学习的书桌。大部分流动家庭中除了孩子的课本以外，几乎没有一本课外书。流动家庭教育中的盲目和矛盾无法满足流动儿童成长的需要。

       对于孩子而言，念书的事情通常都不是自己能够安排决定的，而进入一个陌生环境中的感受是直接而强烈的。流动儿童融入城市的状况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的成长之路，融入得越好，他们的学业状况和身心状况就越良好。可是城市文化的优越性容易造成对流动儿童的歧视，导致在居住环境和同辈群体中产生隔离，使流动儿童身上萦绕着“标签效应”。在一些学校教师眼里，流动儿童也被认为是学习成绩差、组织纪律性差、卫生习惯差的“差生”。

       孩子比成人更敏感，现实中的很多流动儿童虽然也喜欢城市的生活，但也敏锐地感受到自身对城市生活的不适应。他们兼具强烈的自尊和自卑，容易感受到其他人异样的眼光，也担心受到歧视。他们的戒备心强，更愿意生活在由类似家庭背景的流动儿童所形成的“小圈子”中。但这些小圈子并不利于流动儿童的城市融入。一些研究就发现，就读于子弟学校的儿童比就读公办学校的儿童在城市融入的表现上更差。子弟学校容易形塑“子弟”文化，形成拒绝学习、找乐子、虚无迷茫的“反学校”特征。这样的学校不仅无法实现流动儿童的向上流动，反而促进了底层再生产。

       实际上，“留守”和“流动”并不是一种固定的身份，而只是一种暂时的生活状态。无论是留守还是流动的状态，都会随着父母具体生活安排的变化而改变。有许多这样的儿童就随着父母在城乡间进行钟摆式的迁移。在学龄前和义务教育阶段，家长往往将女孩留在家乡，选择带男孩进城接受更好的教育、享受更好的生活条件。而在大龄儿童中，情况却相反。家长会让完成义务教育的女孩尽早进城打工，以补贴家庭收入，而男孩则可以继续接受教育。对比全国在校生平均性别比会发现，在小学阶段和初中阶段分别为116:100和112:100，学龄阶段流动儿童中的性别比要高出许多，分别为152:100和149:100。

                                                                                                ►表2 2012年中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性别结构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谭深曾提出“拆分型家庭模式”的概念，认为迁移人口原本完整的家庭模式被迁移过程拆解为两部分：在城市中的劳动生产和在农村中的再生产，这种拆解制造了许多家庭模式的分裂。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的问题不是单纯的迁移所带来的问题，而是与更广泛、更深层的生活问题相关联的。如今，在迁移浪潮的推动下，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不仅来自农村，也来自中小城镇。这些孩子被裹挟其中，似乎只有两种选择，要么被留在家乡成为遭遇亲子分离的留守儿童，要么来到城市成为被排斥在优质教育资源之外的外地孩子。他们的生活境遇就这样被简单粗暴地做了划分。究竟还有没有第三条道路可走呢？

       长期关注流动儿童教育的新公民计划总干事魏佳羽认为，第三条路是不存在的。

       魏佳羽指出，人的迁徙还涉及到两个层面的迁移，一个是税权的迁移，一个是公共服务的迁移，而教育是最基本的教育服务。就中国税收的现状而言，只要一个人在一个城市稳定工作，他们的税权就转移了工作的城市，这个城市就应该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但是，“中国的地方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时，只考虑户籍人口的公共服务，对非户籍人口的公共服务不完全承认，这是流动儿童问题的本质”，魏佳羽说。

       北京师范大学袁连生教授也持相近观点，他认为：任何个人，只要在某地购买了商品或服务，就负担了增值税或营业税，就为当地贡献了税收收入，就是当地的纳税人。在这个意义上就应该建立以流入地省级政府为主，各级政府共同分担的流动儿童义务教育财政供给体制，保障流动儿童接受有质量的免费义务教育的法定权利。

       但另一些学者却认为流动儿童离开户籍所在地客观上减轻了流出地的义务教育财政负担，但却增加了流入地相应教育财政方面的压力。流入地接纳流动儿童的规模越大，教育经费的缺口就越大，却没有得到相应财政的支持。因此，在本质上迫切需要建构一套合理的流动儿童教育经费分担机制。

       无论现实条件如何局促，“只要国家承认义务教育，就要承担这个责任，因为孩子是未来的孩子，”魏佳羽说，“重要的是接纳流动儿童，承认他们的迁徙权利”。

       目前，让走出去的人重返家乡并不现实，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的问题既紧迫又持久，是无法通过一揽子的行政措施或零散的项目来解决。在一部关于留守儿童的纪录片《村小的孩子》中，孩子们被问到长大后想干什么，一个小女孩羞涩地说她想打工。他们的未来似乎隐约中已经被什么东西决定了。可是如何打破其中的桎梏，如果寻找到问题背后的根源，如何改变他们即将重复父辈的命运，对于政府、社会组织和每一个关注这个问题的人而言，都任重道远。